德国摄影师瓦尔特像拍记录片一样，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们。
　　一位治疗过无数病人、挽救过无数人生命的医生，临终前经常被噩梦吓醒；　　一位音乐家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他的亲人，而是家里那只陪他度过多年的狗；
　　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女孩因为母亲遗传的艾滋病，在漫长的住院期间，只是想回到家里，跟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；
　　一位敬业的警察因为长期值夜班，只能在白天入睡，梦中也会大喊“站住！别跑！警察”； 　　
　　一个曾在纳粹军队服过役的老人心事重重，一言不发，对瓦尔特的拍摄心怀警惕，决不提及自己的那段历史……

我在等待一个信号

米夏尔·劳尔曼

生于1946年8月19日
生前照片摄于2003年1月11日
逝于2003年1月14日柏林市里卡关怀医院

    劳尔曼是公司经理，典型的工作狂，“从来没有想到疾病这回事。”然而有一天，他从公司出来时突然晕倒了。他当时还想，这真是太可笑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竟然又晕了过去，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。经医院诊断，是无法医治的脑肿瘤。

　　从此之后他不再照镜子，整个身体非常虚弱，头发也在一次化疗之后掉光，后脑勺突起一块大包，用手指就能量出它的大小，那是肿瘤转移的症状之一。他的肺、大脑、肾脏都有癌变，运动机能开始退化，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

　　他不想谈论死亡，反倒更愿意回忆他的生活：如何度过1968年的欧洲青年革命；从德国的家乡小镇冲到巴黎的革命中心；波德莱尔、街斗、革命、女人等等。他愿意过一种疯狂荒唐的生活，美好的生活。他总是时不时地切断生活中的所有关系：家庭或者朋友，从不后悔，也不害怕即将发生的事情，“我会很快地死去。”
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他的门前燃着蜡烛，标志着他的逝世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，他总是打不着打火机，大腿也不听使唤，肿瘤四周有水肿的迹象，已经转移到腹膜。护士给他开了可的松针剂，但他没有要任何能够延长寿命的药物，除了对付疼痛的一些吗啡。

　　他曾经对晚期癌症想得挺好：自由，灵活，身躯消失，某种失重的感觉。在生命结束的前一天夜里，他和护士坐在半暗半明的病房里一起抽烟，还注意着别让烟头烧着了床单。他对护士说：“真是滑稽。我好像在等待着一个信号，一个改变什么的信号，但是每次我重新睁开双眼时，一切好像从前一样。”护士反驳道：“我不相信，您今天夜里就会死。”劳尔曼从嘴里吐出一串长长的烟圈说：“我倒是想，就让它现在发生吧！”

至少她曾经活过

爱尔米拉·桑·巴斯蒂安

17个月，生于2002年10月18日
生前照片摄于2004年1月14日
逝于2004年3月23日父母家中

　　　2004年新年午夜，法塔梅·哈卡米登上屋顶，她的女儿爱尔米拉今天就要死了。她对着夜空高喊：“我的女儿正在为她小小的生命斗争，起码让她和我一起度过新年吧！”第二天，脸色已经发青的婴儿竟然从死神中恢复过来了。法塔梅摩挲着孩子无力下垂的胳膊和腿，低声地喃喃自言自语道：“爱尔米拉！我的宝宝，小爱尔米拉，漂亮的好孩子，你太小了，不会死的！”

　　经过两次流产的法塔梅2002年又一次怀孕，超声波检查时显示出是孪生儿！看着两颗小心脏的微薄跳动，法塔梅高兴得直流眼泪。

　　爱尔米拉是孪生儿中第一个来到世界的，安静而快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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